導讀：對一座超大城市而言，需要“全面推進”的“城市數字化轉型”，并不局限于數字經濟的范疇。
當前，數字化正在對生產力、生產關系和社會結構進行重新定義，成為驅動經濟社會發展變革的關鍵力量、甚至主導力量。
十一屆市委十次全會正式將“全面推進城市數字化轉型”作為上海“十四五”的指導思想之一，并首次提出打造“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國際數字之都”，無疑道出一個重要現實：“數字化時代”中，占據了數字化轉型的先機，才可能在未來發展中掌握戰略主動。
數字經濟興起之時，“數字化轉型”的提法就已出現。今年年初，疫情沖擊加速經濟社會變革，“數字化轉型”作為一種新環境下的發展策略，也曾頻頻被市場提及。當時的語境下，數字化轉型更多針對具體行業、產業與應用場景，強調企業生存、市場運轉方式的轉變。
但對一座超大城市而言，需要“全面推進”的“城市數字化轉型”，并不局限于數字經濟的范疇。它絕不是某一個或幾個領域的“單兵突進”，而是一種整體性的轉變。加上了“城市”二字的“數字化”，不僅是具體的產業方向，也是城市治理的方向；不僅是發展的具體內容，也是一種基本狀態；不僅是一種工具，更是一種基本的場景。
對數字化轉型的理解和推進，不能僅僅停留于狹義的產業層面，簡單理解為發展某一類產業——這當然也很重要，但上海要做的不只是一個產業高地，而更是一個全方位的，數字化、智能化、高效化的發展和治理高地，是一種“全方位賦能”。未來的城市，應當通過充分釋放數字化蘊含的巨大能量，用數字化的方法對經濟社會運行的各方面進行重塑、再造，以此提升城市作為巨系統的運行效率、配置效率、產出效率，讓城市變得更為智慧、更為聰明、更為高效。
換言之，數字化轉型，追求的不應是數字與城市的“相加”，而是深度的“相融”，不是“+數字”，而是“數字+”。數字本身是工具、是生產要素、是載體、是渠道、是技術，但“數字化”意味著超越這些簡單層面，指向深層的“轉型”。城市的轉型，當然不止于表面的轉變，而應當有觸及內里的、機制性的變革。
數字化帶來的轉變，是一種“革命性重塑”。比如上海正在推行的政務服務一網通辦、城市運行一網統管，這兩張網的關鍵就在“通”和“統”，也即有形網絡背后的無形變革——推動城市治理由人力密集型向人機交互型轉變，由經驗判斷型向數據分析型轉變，由被動處置型向主動發現型轉變。這是經濟社會發展到現階段之后的必然方向，實現這些，要用改革打破不同部門之間的數據和服務壁壘，也要用創新解決不斷冒出的新問題。
對上海來說，城市數字化轉型是一項新課題，更是一個系統工程，包括從城市基礎設施、產業布局、治理體系到制度體系的整體變革，不僅需要市場側的探路、產業部門與規劃部門的引導，亦需要黨委政府花更多精力創造條件、塑造環境。眼前要務，是瞄準未來數字城市的特征和趨勢，搭建好數字城市的框架，打通數據流通、應用的各類瓶頸，特別是背后的體制機制障礙及橫向壁壘，并借助超大城市應用場景多元的優勢，充分開發激活各類應用場景。
與此同時，數字化轉型的目標，既是提升城市發展能級與治理效能，也應當增進各類人群在城市中的福祉，提升人在城市中的體驗度、獲得感。志在成為“國際數字之都”，上海不僅要率先觸碰前沿產業、前沿模式，率先擁抱“硬核”技術，亦需要率先處理包括公共安全、社會倫理等方面的“軟性”問題，包括“數字鴻溝”等社會問題，讓數字化帶來真正高質量發展、高效能治理、高品質生活，進而塑造一座更富魅力、更具溫度的人民城市。
